听到本书的中译本即将在中国出版，感到特别高兴。我有幸在1985
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几个大学作了讲演。我走了不少地方，遇到许多学者和学生，通过通信和他们的来访，我同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着联系。
由于这些接触，在我看来，在本序中简要地讨论一下下面这个困扰人的问题似乎是有益的，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西方”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又兴起了一种反科学的情绪，主要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部门的学者当中———而正好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研究却处于它最多产和有利的时期。现在有反科学运动存在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它似乎是出乎意料的。正如伟大的思想史家艾塞亚·伯林（IsaiahBerlin）在他的论文“浪漫主义意志的神化”中所指出：“19世纪的先知预言了许多事情……但是迄今为止，据我所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预言过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会被对个人或阶级意志的崇拜所支配，而拒绝理性和秩序，把它们看作是精神的囚笼。”其他受尊敬的学者也作出了类似的论断。例如，哲学家苏珊·哈克（SusanHaack）新近说，我们现在进入了“荒谬的时代”。
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斯坦利·菲什（StanleyFish）在《纽约时报》公开地告诫他们说，他们希望达到客观真理是徒劳的，因为在认识论层次上，科学家声称在自然界中找到的规律同支配一种球戏的任意规则没什么差异；与他相仿，一位社会学家把相对主义推向极端，宣称用医学方法来治疗印度的疟疾以取代老的蚊帐是把科学思想阴险地强加于轻信的土著居民。社会学家桑德拉·哈丁新近在对她的许多追随者谈话时宣称，牛顿的《原理》和“强奸手册”是一类货色，在别处她又写道，科学是“用另一种手段的政治”。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记者约翰·霍根，他所受教育主要是文学评论而不是科学，他在他的新近的著作《科学的终结》中宣称，从现在起科学家必须满足于仅仅解决一些小的疑难。当然，科学正在到达它的终结这种论点在过去已被宣告过多次———或许最令人难忘的是在1900年前后，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的进步只能在数据中加几位小数；或者在1918年，当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宣称（如我在本书第五章中所论述的），科学是一种癌症，很快将杀死文明本身；或者，甚至大物理学家P·A·M·狄拉克，他在某个时期曾认为随着量子力学的兴起，大部分物理学和全部化学原则上都得到了说明。
霍根的思路的新奇性在于，他主要是自以为是地宣称，科学中一切伟大的思想均已发现，留下来的已不能证明是真是假，因此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活动。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引用了科学家们与他的谈话中经过挑选的部分，其中许多人被引导到怀旧地回顾他们作出自己贡献的时代来同他们认为前景不太妙的今天作比较。
自霍根的书出版以来，自然科学每个领域的新发现实际上都如洪水般地滔滔不绝，当然，这表明我们正处于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之中；我们面对着新的、很基本的科学前沿，不论是有人认为发现了有质量的中微子，或者是星系的加速似乎有一种斥力在起作用，或者是几乎每周都有用遗传学来说明生理和精神病的突破。正如霍根的书的一位评论者说，霍根真正寻求的“答案”是，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明。但这是陈旧的混淆范畴，即把自然的范畴和超自然的范畴相混淆。正如该书的另一位评论者布赖安·海斯（BrianHayes）在《美国科学家》（AmericanScientist）中所写，他的结论是：如果说，霍根的书并没有说清楚“科学的终结，它至少预示了（他那种）科学写作的终结”。
这些少量的言论给出了关于诋毁科学和理性本身的思潮的一小点迹象和指标，对于这种思潮科学家仍然只是很偶尔地作出回应。这种被动状态可以用更关注从事他们自己的研究来加以说明。但是我相信，面对着这种对科学的认识论和道德权威性的攻击和挑战，这种消极被动性终究是错误的。我的希望是，本书将帮助它的读者理解什么正处于紧要关头。
（此文是作者为《科学与反科学》中译本所写的序，该书即将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